在抗战期间，上海社会崇尚华丽糜费，骄逸奢侈成风。聂云台老居士有感而作，于1942、1943年间编撰成《保富法》一书，在上海《申报》上连载，激荡时人之心，数日之间，便收到助学献金四十七余万银元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　　作为曾国藩的外孙，聂云台居士一生亲眼目睹诸多显赫世家的兴衰沉浮。太平天国以后，湘军的一些肱骨名臣、爆发户、中兴时期北京和上海滩的一些富贵人家，家道纷纷败落，聚敛财富不积厚德之家富不过三代，以及居士对照自家沉浮，深有感触。遂将自己个人一生所接触的、亲眼所看见的，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向人们证明了一种天理循环、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并以自己的七世祖乐山公的善积福缘而庇荫后人为佐证。指出其人之居心以及对财物的取舍，与后代子孙的昌达有莫大的关系。为善加福于人，自己自然得其福，后代子孙亦可昌隆繁茂；若广肆聚敛，掠夺不义之财，为恶加害于人，自己自然得其祸，子孙后者也将受到贻害而衰微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书中，聂云台居士用佛学的观点来说明怎样才能得到财富和保住财富。世人皆想发财，却不懂得如何如理合法地谋得财富，以及怎样合理使用财富。居士由佛入世，阐精述要，告诫世人，获得了财富，不能仅仅只是为了个人享用，而应该懂得回馈社会，用一部分财富来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好事。
　　名为“保富”，实则叫人散财为善。劝告世人应懂得散财布施，修福修善。惟有深信因果，培福开源，懂得惜福，爱惜福报，行善积德，放远见识，宽大心量，才是保福保富的最好途径。所以，有无财富，那是福报；会不会用财富，才是智慧。只有懂得合理支配财富，广积善德，为福民众，才能福泽后代，源远流长。是为“保富”。

　　与聂云台居士书
　　印光大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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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常说：因果道理，既教育世人为圣为贤，也掌握着平治天下，普渡众生的大权。当今之世，如果不提倡因果，即使佛、菩萨、圣贤都出现于世，也未能有好结果。我还认为：教育子女，是治理国家平天下的首要之事，尤其是教育女子。治国平天下的大权，一大半掌握在天下女子手上。之所以世上少贤人，是因为世上少贤女子。有贤女，则有贤妻良母。有贤妻良母，那么他们的丈夫子女不贤者，这样的情况就会减少。学校提倡男女平等同权，定是不知实际的世情。须知男子有男子的权力，女子有女子的权力。相夫教子，乃女子的天职，这个权力极大。
　　这就是我的愚见，不知阁下是否赞同。如果不是那么悖谬，敢请加以发挥宣扬，这对挽回世道说不定也是一次帮助。

　　昌臻法师

    ……

　　在现实社会中，人人都想发财。学佛，你要求人天福报一样的可以得到，这必须按因果规律来办事，种布施的因可以得到财富的果报，这种例子很多的。
　 《保富法》记载当时由于曾国藩的关系，湖南人去到其它省去担任第一、二把手的人不少，那些人都是找大钱的，但是第二代就家败人亡了。这说明了不管你再会搞，你逃不了因果规律。因果不要说凡夫逃不脱，佛菩萨都逃不脱。

　　柳亚子

　　自从《申报》刊载聂云台先生的《保富法》以来，一时家传户诵，不知感动了多少人。不过目前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富翁能身体力行，因为说说容易，临到了实行的时候，就不免有困难，所谓知之非艰，行之维艰。这个我们不必去谈它，日后自会见分晓的。

　　我们读《保富法》，也应当仔细体念它所讲的真理。看了一次，不十分明白，不妨多看几遍直到彻底明了为止。那么临到实行的时候，决不会有什么踌躇了。人为财死，不如多做公益事业，利己利人，才是扬名后世的大道。

　　书摘二
　　《保富法》上篇
　　俗话说：发财不难，保财最难。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，看见发财的人很多。发财以后，有不到五年、十年就败的，有二、三十年即败的，有四、五十年败完的。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，有的做官，有的从商，都是炫赫一时的，现在已经多数凋零，家事没落了。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，而挥霍一空；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。大约算来，四、五十年前的有钱人，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，子孙能读书、务正业、上进的，百家之中，实在是难得一、两家了。　　
　　　　不单是上海这样，在我湖南的家乡，也是一样。清朝同治、光绪年间，中兴时代的富贵人，封爵的有六、七家，做总督巡抚的有二、三十家，做提镇大人的有五、六十家，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。其中文官多人，财产比较不多的，后人较好。就我所熟悉的来说，像曾、左、彭、李这几家，钱最少的，后人比较多能读书，以学术服务社会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，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、七位，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；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，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；李勇毅公的孙子辈，有担任大学教授的，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；彭刚直公的后人，十年前，有在上海做官的。大概当时的钱，来得正路，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，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。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，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。武官数十家，当时都比文官富有，有十万、廿万银两的；（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，继续统兵，可以缺额，才能发财；至于拥有五、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、四家，如郭家、席家、杨家等，都是后来从陕西、甘肃、云南、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。金陵克复的时候，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，所以全部遣散，剿捻匪的时候，改用淮军，所以湘军的老将，富有的非常少。）各家的后人，也是多数衰落了；能读书上进的，就很少听见了。　　
　　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，或湘或淮，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，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，都略有所知。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，以前富有丰厚的，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，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，不堪回首了。前后不过几十年，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，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。然而当时不肯发财，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，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。最显明的，是曾文正公，他的地位最高，权力最重，在位二十年，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；除乡间的老屋外，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，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。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，定价很便宜，而利息非常高；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，后来卖到二万两，每年的利息就有三、四千两；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，就称为富家了。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，不准承领；文正公多年，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。若是当时化些字型大小、花名，领一、两百张盐票，是极其容易的事情；而且是照章领票，表面上并不违法；然而借着政权、地位，取巧营私，小人认为是无碍，而君子却是不为啊！这件事，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，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。《中庸》上面说到：“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惟人之所不见乎。”（这叫作表里如一，即是诚意、毋自欺，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；如果无此根本，一切政治的路，都是行不通的。）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：“不取军中的一钱，寄回家里”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；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。因此，当时的将领僚属，多数都很廉洁；而民间在无形当中，受益不小。所以躬行廉洁，就是暗中为民造福；如果自己要钱，那么将领官吏，人人都想发财；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。　　
　　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，人民所遭遇的痛苦，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，真是影响非常大啊！所以，《大学》上说：“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”《孟子》说：“为富不仁，为仁不富。”因为贪财与不贪财，关系着别人的利益、幸福很大；所以发财便能造罪，不贪财方能造福。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，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；所以拼命想发财。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，积钱多的，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，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；不肯取巧发财的，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，而且有兴旺的气象。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，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；但是从历史的事实、社会的经验看来，若是真心利人，全不顾己，不留一钱的人，子孙一定会发达。